几次提起笔，写了几行字，都放下了，因为我还没有明白我要讲的这个故事是为了表达什么。这几天，看到医院论坛上一些同事对从事医生职业的议论，促使我试着写了几段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一        
    七十年代初，一个炎热的夏天，灼热的空气令人呼吸都感到困难。养母牵着我的手，一路坐了火车又赶汽车，匆匆地到了上海肿瘤医院，当养母推开病房门的时候，映在我眼前的是一间很大的病房，只有一张病床，那上面躺着父亲。
    我走到父亲床边，父亲原本白晰清秀的脸，现在让我看了害怕起来，腊黄腊黄的，面颊骨把脸上仅剩的一点皮层顶得嶙峋凸起。
    母亲在床边伺候，一边劝父亲不要多说话，一边给父亲接上氧气，大概是连抬起头的力气都没有了，看到我和养母，想挣扎着坐起来，却没有力气，身子如同瘫软了一样，脸上微微的一笑，对养母招呼了一声“姐姐！”
    父亲把头从枕头上转过来，毫无表情地看着我，手却抓住了我的手臂，抓得很紧…我突然觉得父亲离我是那么遥远，他原本是那么高大，脸上永远都带着让人亲近的笑容，是病魔摧残了他的躯体，把他硬生生的拖向黑暗之中。
    养母要带我走了，这时候父亲对我说了一句话：“听话，好好学习。”
    这句话成了父亲给我的最后嘱咐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二
    父亲死了，那年他38岁。临死前他向母亲交待了两件事：第一件要把他的两大箱医书保存好。第二件是一定要把儿子扶养成人。这两件事，今天都做到了。父亲交付的这两件事，是父亲想做又没有做好的事情，一方面说明了他对医学的深爱，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对家庭对孩子的愧疚。
    我们如何才能了解那个年代父亲的内心？如何理解建国初期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悲痛和喜悦？
    父亲1955年山东医科大学毕业，到北大荒的军垦医院做了10多年的内科医生。
    那是1957年的冬天，母亲怀着父亲的第一个孩子，乘上北去的列车，去北大荒探亲，母亲在火车上颠簸了三天三夜，内心充满着对丈夫的向往，满心欢喜地期待着天伦之乐。
    火车终于到达了目的地，母亲挺着肚子，下到站台上，说是火车站，其实仅仅是一块木板钉起来的站名显示牌，所谓站台就是一块用石子铺成的开阔地。火车站人来车往，马嘶人叫，热闹非凡。父亲借了一辆马车到车站接站，母亲几乎认不出面前的父亲了，身上披着羊皮，头上戴着翻毛皮帽，活像一个东北山里的大汉。两个人见面以后的兴奋刚过，母亲就靠在大车的车邦边，伴着马铃的叮当声睡着了。到了父亲宿舍，饥饿和劳累的母亲满以为会有一顿丰盛又热气腾腾的饭菜在等待她，可是父亲只端来了一碗窝窝头面糊汤，母亲的眼泪叭嗒叭嗒落到了碗里。她怎么都没有想到，北大荒的生活是如此的艰苦，父亲在信中从来没有向母亲作过细致的描述，她对父亲狠狠的说，要是知道如此，就不会来了。父亲看到母亲的眼泪，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，不知是内疚还是遗憾。
    军垦医院正在初建，病房是土坯垒起来的，虽然简陋，但一排排的房子整齐地排列在黑土地上，显得很有规模，这里汇聚了全国各地医学院校来的专家和热血青年，他们立志建设国家富饶边疆，因此医院上上下下一片繁忙景象，父亲整天呆在病房，或者下到工地、农场巡回医疗，母亲去探亲半个月时间，有父亲伴在身边的时间只有3个晚上，母亲是气鼓鼓的回来的。现在母亲每当说起这段往事，总觉得对不起父亲，感到自己不应该给父亲带去眼泪和任性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三
    因为家庭出身不好，北大荒又地处反击苏修霸权的前线，在一次边疆地区政治清查中，父亲被要求退出军垦系统，父亲只好回到家乡的县医院做医生，不久文革开始了，父亲又被下放到了自己的出生地，他少年时就离开的乡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。
    那时候放寒暑假，我才有机会跟着哥哥弟弟们到父亲那里的县城去。我印象当中，父亲只有在星期天的时候才回到县城的家。就是星期天，父亲也很少有空闲，几乎每次回来后，都会被县医院的同事叫去会诊病人。有一次隔壁的金医生来家里找父亲讨论病例，两个人争论起来，父亲以“希氏内科学”里的典型作为依据。金医生让我把这本书搬出来。父亲说在第几章里可以找到，金医生翻到那里，果真是的，这令金医生赞叹不已。我至今都为父亲有那么好的记忆力而惊奇，足足有10公分厚，A4纸那么大的一本书，竟然能把里面的内容记得滚瓜烂熟，几乎可以背下来，而且那是一本英文版的。
    母亲后来把父亲遗留下来的书交我保存，其中就有“希氏内科学”英文原版本，里面还夹杂着好多父亲亲手写的记录纸片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四
    我参加工作那年，去探望母亲，老人家嘱我去看看父亲的坟，他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，我没有去看过他。弟弟陪着我，坐了半天时间的船。
    在父亲坟前，我流了泪。这是我第一次为自己的亲生父亲流泪。父亲给我的印象很陌生。一直到他故去，我见到他，就是可数的那么几次，都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。
    弟弟还小，在上中学。他把我带到这个地方，一点也看不出他的陌生，中午刚到，弟弟告诉我说：“在这里的农民家里，我们坐下来就能吃饭。”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但当我和弟弟走进村子，“钱医生儿子来啦！”随着一个农民的一声招呼，几乎是突然之间，一下子冒出来好多农民，他们从家里纷纷跑出来，把弟弟和我围在了中间。
    曾经跟随父亲工作的女赤脚医生把我们拉进家门。在乡亲们的热情招呼下，我美美的吃了一顿饭，同时听着他们不停地讲述父亲生前故事。
    父亲做乡村医生有４年时间，那个年代，乡村里有一个大学毕业生，就是有很大学问的人了，虽然父亲身上背负着接受贫下中农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名，但在纯朴的农民眼中，父亲是了不起的人，也因此，父亲没日没夜地看病救人。
    女赤脚医生说了这么一件事。一个大冬天，地上的积雪还没有化去，一个产妇在家生产时遇到难产，父亲被叫去抢救，跟着来求救的农民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，到产妇家的时候天都黑了。那时候，没有什么交通工具，如果走水路还好一些，生产队里有船接送，走陆路的话，只有靠两条腿了。也许有人会感到奇怪，一个内科医生怎么会去做助产士的工作呢？是啊！那个年代，农村里有一个医生很不容易，农民们不会区分医生的专业，只要有人病了，都要找你，所以乡村医生样样都要会一手。
    到了农家，父亲到产妇床边一看，胎儿的一条腿已经露出来了，这种胎位是没法顺产的，时间长了，大人和孩子都很危险。父亲把孩子小腿退回产妇子宫，用手法使孩子在产妇体内旋转了180度，终于使孩子顺利产出，那个产妇的男人就给父亲磕头。
    忙完了产妇，已经是下半夜了，在往回走的路上，父亲在荒地里迷了路，转了很久也走不出来，旷野里还积有厚厚的雪，踩在脚下又滑又泞，没有走稳，一下子跌到了水沟里，浑身上下湿漉漉的，父亲饥寒交迫，一直在野地里转到东方泛白才找到回家的路。父亲生了一场病，发高烧，在床上足足躺了一个星期。
    在农村当乡村医生，没有坐等病人上门的看病方式，农民有需要找医生，都是直接到家里，而且往往是要医生出诊。那时候，医生不会讲价钱，不会讲条件，背上药箱就出门，父亲的名声在十里八乡可响了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五
    父母育有四个儿子，在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里，作为医务人员出身的父母，他们的前半生历经了颠沛流离，不可能分出精力照顾孩子。母亲的姐姐义无反顾地挑起了照顾我们兄弟的担子，我们兄弟四人对自己幼年时期的父母也许印象不深，但对这位母亲的姐姐却特别亲近，在我们蹒跚学走路那些日子里，都是在她跟前绕膝，我们兄弟也都是异口同声地叫她妈妈。这位妈妈因我们而耽误了自己的青春，很晚才成家。我从小跟随她生活，她就是我在前面文中提到的“养母”。
    我的哥哥后来随了舅舅在城市里生活，大弟弟和小弟弟在我“养母”这里长大后才回到母亲身边，这时候父亲已经故去了。父亲愧疚于自己没有能力亲手扶养自己的孩子，一直因此而耿耿于怀，我的大哥寄养在舅舅家，父亲不情愿，把哥哥带回乡下，父亲由于忙，把哥哥整天关在小屋里，锅灶里放了一天吃的饭。一次哥哥爬出小屋，走失了两天。父亲终于认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，只好又把哥哥送回到舅舅和舅母那里。
    孩子是父母爱情的结晶，也是父母甘苦的见证。恋人、夫妻、乃至一个家庭，沐浴在爱河里的幸福，一定是建立在对未来憧憬的基础上，一个对未来没有美好向往的内心是不会让幸福驻足的。我们这个家庭的成员，天各一方，可从来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，正是因为有了对未来的期待，使我们大人和孩子或聚或散，心却始终凝聚在一起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六

    关于父亲的故乡、故居和他的祖辈，在我小的时候就是家里人忌讳的话题。地主前面再加上恶霸两字，就像一座大山重重地压在父亲的身上，直到他走完生命的全程，他都没有敢于抬起头来看人、看社会。
    解放战争开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，苏北地区都是国民党的天下，即使是在日本侵华的铁蹄下，也少有踏上这块土地，这使得当地的土豪劣绅勾结国民党政权，横行乡里。抗日战争结束后，新四军的势力在苏北地区迅速扩展，那些依附于国民党的土豪劣绅感到了威胁，建立起保安团之类的地主武装，企图抗击新四军的渗透。父亲的祖父置枪支拉队伍，庄园四周挖起了护庄河道，建起了吊桥，成为当地的恶霸。然而这股地方恶势力在汹涌澎湃的解放战争洪流中，如残破土墙，顷刻间土崩瓦解。可怜了还幼小的父亲，为躲避灾难，只身一人，背起行囊，到江南投靠家里的挚友。
    那是一位开药铺的中医老先生。在这位老先生的悉心关照下，父亲完成了初中、高中的学业，在建国初年考上了大学。
    父亲少年时期聪明刻苦，沉静稳重，人也长得俊气，为街坊四邻们所喜欢。这时候隔壁一家开米铺的二姑娘活泼伶俐，虽小父亲五岁，却总喜欢拉着这位哥哥玩耍，时间久了，情窦孕育，私结情缘,后来这位二姑娘就做了我的母亲。刚解放，当父亲考上医科大学时，母亲也从学校报名参干，一天，街坊急匆匆回来告知母亲家的老太爷，说是二姑娘穿上了崭新的军装正在大街上参加游行呢。母亲瞒着家里参加部队，如同家里的屋顶遭遇雷击，可急坏了一大家子人，那时候家里人胆小怕事，不知道时局好坏，就想着守着一点家业过安稳的日子。家人紧急商议，把母亲从学校连哄带骗拉回家，关在了阁楼上，母亲哭天喊地，绝食抗争都没有人答应。最后，参干的学生们随部队走了，母亲只好死了这条心，这时她提出要考护士学校，家里同意了，不久，母亲被扬州护士学校录取，总算是部分随了母亲的心愿，跟着自己爱恋的人一起从事医疗事业。
    令这对充满幻想的年轻人没有想到，他们从此开始了一段艰辛的从医历程，走上了一条许多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曾经走过的曲折道路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七
    父亲的出身害了他，被清理出军垦系统后，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巨大的创伤，躺在病床上的时候，他对照顾他的母亲说过，他最不甘心的就是这一挫折，也许，在他看来，他的宏图大志就此破灭了。离开北大荒之前，在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中，父亲这样表露过：“一旦离开了医院，我的人生就没有一点意义了，医院和病人是我生命的组成部分，所以，即使我去家乡当一个乡医，我也要去。我不会去做别的，这点请你理解，……”当父亲回到家乡，虽然还是当医生，但他内心还是不服，总是闷闷不乐。那时候，母亲在苏南一座大城市的一家福利待遇极好的军人医院工作，有姐姐帮着照看孩子，生活相对还是稳定的，现在父亲回到了家乡，家里原本平静的生活起了波澜，这个家何去何从呢？父亲坚决不愿回到母亲这里吃闲饭，母亲也不忍心再让父亲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，在这左右为难之际，是母亲的姐姐起了关键的作用，她毅然在当地嫁人，把父母的几个孩子揽在了自己身边，催促着妹妹回到丈夫身边去。
    母亲从城市回到乡村，从条件优越的军人医院来到贫困落后的工作环境，是一个巨大的跨越，这种跨越是一般人难以接受的。母亲为了父亲，为了这个家，勇敢地跨了出去。
    夫妻团聚，那怕再艰苦，也是苦中有甜。平静的县城生活开始了，父亲当医生，母亲当护士长，在那时的县级医院，用现在的话来讲，都是杰出的人才，受到同行们的尊敬，受到民众的信赖。生活虽然简朴，但在当地算作是高工资了，吃穿不愁。没有想到政治风云再度突变，文革的狂风暴雨横扫过来，父亲又从县城下放到乡村，母亲也随后不久下放到乡村。这时候，知识分子的傲气时时折磨着父亲，他一边为农民治病，一边又深感怀才不遇，在一个外表看似热爱农民，热爱乡村的乡村医生的内心，从来没有停止过在高等学府和城市大医院里展示自己才干的渴望。我想，正是父亲的这种孤傲与渴望伤害了他自己，催促他一步一步走向生命的终结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八
    就在我和养母去探望父亲的第二天，父亲村里的农民们匆匆忙忙赶到上海肿瘤医院探望。站在父亲的床边，一个老人从身旁妇女的手里拿过蓝布袋子，从里面拿出一个小包裹，打开后显出几只深黄色的植物。
    老人对父亲说道：“这是灵芝，带给你熬汤喝的。” 老人告诉父亲，乡下的农民有两天没有下地劳动，生产队派全体社员都到荒坡野地里去找灵芝，终于找到了两只，大家凑了一点路费就送来了。
    在乡下，农民们把灵芝看作是神草，喝了灵芝汤可以起死回生。农民们期待着灵芝这种神草能救父亲一命，让他病好了再回到乡下去。
    父亲活着没能再回到乡村，按照父亲的遗愿，把他葬在了乡村。